揭“中国式村官”窘境:权小待遇低前程不明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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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5-05 02:32:49

51岁的魏翀身材高大,架着一副近视眼镜。1997年,魏翀从年收入20余万元的生意场“转业”到江西省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,当上了年收入仅有2000元的村官。

由于不是党员,他先是挂了村委会副主任的职,3个月后,因工作出色当上了村委会主任,主持魏家村的工作。没出一年,魏家村的各项工作就在蓝坊镇排到了第一位。声名远扬的魏翀,也因此成了“救火队员”。毗邻魏家村的兴仁村是个远近闻名的“麻烦村”。蓝坊镇决定把兴仁村一个连续3年抗粮抗税的村小组划归魏家村委会。谁知宣布任命的当天,镇领导和魏家村的干部从晚上7点等到11点,不见一个兴仁村的干部来开会。“当地宗族色彩浓厚,外人很难插手。这也是为什么农村工作最好是要本地人来做的原因。”

由于当前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,新农村建设和日常工作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。魏翀认为,新时期农村工作的难点,在于设法带动村民致富,兴办好各种公益事业。魏翀觉得,选拔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和村主任,有必要考虑其经济基础。“这样的人一般在农村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,群众才信服你。”

虽然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鼓励人才到农村干事创业,但人才缺乏依然是农村工作的一个瓶颈。魏翀曾希望一个本村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担任村主任,但却因为待遇等问题未能如愿。“做好基层工作,需要一批有水平、有能力的人,其实农村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才,但问题就在于留不住。”

从当上“村官”开始,魏翀的生活便发生了大逆转。2001年,正是魏翀为解决兴仁村积弊而焦头烂额的时候。他的养猪场里30头怀孕母猪全部流产,直接经济损失在3万元以上;2004年,魏翀和朋友在上海创办嘉翔门窗有限公司,并成为通用汽车的门窗供应商。但由于没时间到上海进行管理,企业逐渐走上下坡路……“当这个村支书,没有奉献精神真干不来。”在魏翀看来,“当了村干部,精力和时间就要保证,自己的得失要看淡一点。”(记者 卞民德)

女村官党金菊 村务家务一肩挑

●权小事多待遇低 传统观念挑战多

陕西省合阳县百良镇李家庄村地处黄河沿岸,三面环沟,5年前还是全县有名的自然条件差、经济落后、村“两委”班子瘫痪、进京群体上访不断的“烂村子”。2006年,村支两委换届,党金菊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。

“村支书这个岗位,权力比芝麻小,事情比沙子多。”党金菊说,“上级的各项政策、工作任务最终都要落到村里。可村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,想办任何一件事情,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回想这几年走过的路,确实很难。”

2008年,党金菊通过外出考察,决心号召村民开发黄河滩地种植莲菜,一亩需要投资2000多元。群众议论纷纷,说她“简直胡闹”。她就带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去参观学习,谁知回来后还是没人愿意干。党金菊决定自己先栽植100亩,让大家看到效益后跟着干。当时,距离下种只剩下90多天,一次性投资需要20多万元,从哪里凑到这么多钱呢?有人劝她:你一个女人,怎么这样不安心,胡折腾?可这是全村人都在“盯”着的事,她瞒着家人凑了13万元。

“那段时间,我整宿整宿地合不了眼,怕万一失败,那么多钱怎么办,还会被耻笑,压力特别大。”党金菊说,在她和丈夫的精心管理下,100亩莲菜当年纯收入达到12万元,“群众因此认为我是个能人,也就跟着干了。”

一个难题解决了,新的难题又接蹱而至。党金菊说:“有的事情,上面任务压得重,可是老百姓积极性不高。办不好,领导要怪;强行办,群众不答应。你说这村干部该咋整?”党金菊坦言,当村干部操心很大,整天为村里事跑来跑去,没有节假日,但是待遇非常低,“每个月300元,还不够城里人吃顿饭的。”

作为一名女村支书,党金菊比男村支书更难,付出的也多得多。“项目都是靠‘跑’的。上级领导多数是男性,如果领导白天没时间,还可以约到晚上谈。女村官就不行,要注意场合,不然会引起非议。”另外,“男人做‘甩手掌柜’没问题,女人就不行,工作一样做,家里还要料理好。更重要的是传统观念的压力,村子大,男能人也不少,肯定有不服气的,凭什么让你一个女人管啊?等看笑话的人也有。”(记者杨 彦)

大学生村官李江冲 面前挡着“三座山”

●既缺经验又缺钱 职业前途不明朗

26岁的彝族小伙子李江冲2009年7月从云南民族大学毕业,当年底来到科地村任村党总支副书记。“农村是能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,当时国家又出台了相关鼓励政策,我就来了。班里还有五六个同学也当了村官。”李江冲说,“不过,大学生村官想要干出点名堂来很不容易。”

“我们是理论太多,实践经验太少,缺乏基层工作经验。”李江冲说。科地村重修乡村公路期间,由于公路拓宽占了部分村民的树,群众对补偿问题有疑问。李江冲登门入户做解释也没啥效果。“原本以为凭着学历和知识,工作起来应该得心应手,没想到事实并非如此。”

刚到科地村不久,李江冲发现村里对于政策宣传工作不是很重视,有的村民小组没有宣传栏,广播也是坏的。李江冲提出,为每个村民小组建一块宣传栏。但是,钱由谁来出?村民小组没有钱,村委会同样资金紧张。

“集体经济这一块没有什么收入,很多想法无法落实。”李江冲举例说,目前村里正在为村民们建盖红砖砌成的卫生厕所,政府按每个坑位1000元进行补助,剩余部分由村委会再补助20%,不足的就由村民小组自筹。按标准的8个坑位算,建设资金也要两万元,但上级的补助总共才一万元左右,村民小组和村委会都喊“头疼”。

“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在1100元左右,只要进一趟县城,那个月就存不下钱了。”李江冲说,在他之前,科地村还有过两个大学生村官,都没呆满一个星期。

“生活艰苦可以克服,但是对未来前途感觉很迷茫,这是影响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的重要原因。”

按照相关政策规定,大学生村官最多只能当6年,如果没有考上公务员、研究生、老师等岗位,到时就得另谋出路。所以,许多大学生村官从进村那天起就在准备“离开”。“有的省市已经出台了政策,当满3年村官,经考核合格就可以转为公务员。”李江冲说,但是云南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。(记者 胡洪江)

包村干部张延学 发展是最大难题

●集体事务推进难 个人提升空间小

见到山东省青州市黄楼镇北霍村党支部书记张延学时,他正在村民吕学军家的蔬菜大棚里忙活。“今年茄子长势不错。过两天,村里再办一个培训班,请技术员讲一下后期管理。”张延学说。

“村‘两委’想帮村民引进好品种,提高蔬菜品质,卖出高价钱。可办起来并不容易。没有成功的例子,村民谁也不愿意先试。最后,我们党员先行先试,大家看到收益提高了,这才跟着学。”

“不光是推广新品种一件事。在农村,很多事都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村民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慢,村干部要推进工作,需要反复解释、示范。”张延学说。

他第一次到北霍村时,村容村貌非常差,“从南面进村,穿过一个很狭窄的铁路涵洞,通往村子的道路坑坑洼洼,两旁堆满柴草、大粪、垃圾;进村里再看,电线横七竖八,在天上织了数张‘蜘蛛网’;茅草房东一处西一间,把不宽敞的街道给堵成一截一截的‘灌肠’。党员、群众都希望改变现状,可对村里的事又漠不关心。第一次开会,全村32名党员,稀稀拉拉只来了几个,有的愁眉苦脸,有的毫不在乎。”张延学说,“修村路,需要钱,可翻翻村集体的口袋,积蓄不过几万元。最现实的办法是发动群众自愿捐款。通知贴出去了,喇叭广播了一遍又一遍,还是没人捐。”他托关系、找朋友,好不容易联系到一家企业,同意捐助10万元。

“企业捐助提振了士气,大伙儿觉得村干部真心在办事,开始你三千,我两千地捐钱。”张延学说,“现在路好走了,不少人新添了汽车。办了几件事后,村干部的威信提高了。”

张延学说,村干部工作繁重,收入却很少。作为村支书,他每月从镇里领取1027元工资,加上一月300元交通补贴,共1327元。

村支书提升的空间有多大?面对这个问题,张延学回答,“去年,青州市面向45岁以下的村支书招考公务员,只有1个副科级职位,1个科员职位,参加报名的有300多人。和大学生村官比,我高中毕业,没有竞争优势。”(记者 马跃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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